暴力犯罪枪决，非暴力犯罪注射？

　　2007年9月13日的南方周末评论版，刊出了一篇《枪决还是注射，这是个问题》，作者是检察日报社的李曙明。李先生在文中提出，在“让死刑犯如何去死”的问题上，缺乏明确的操作规程，公众也难有明确判断。他认为，现在官员注射死刑比较多，但“谁官大谁注射”万万不行，在暂时还无法做到让每名死刑犯，都享受到注射的“待遇”时，不妨实行“暴力犯罪枪决，非暴力犯罪注射”。笔者对李曙明先生的观点，坚决不敢表示苟同。

　　首先，李曙明认为推出注射死刑，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司法文明化。笔者对这个看法是同意的，但并不认为，注射给罪犯造成的痛苦和心理恐惧，以及罪犯家属的心理感受等，就绝对要远远轻于枪决。英国著名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，就曾发表研究学者的论文指出，注射死刑远非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无痛，在90%的情形下，死刑犯能够感觉到痛苦。美国佛罗里达州等地，甚至已经暂停了注射死刑。

　　尽管不可能亲自去感受，但笔者以为，死刑犯被执行注射时，需要被固定在注射床上，并且要让几位工作人员，分别注射麻醉剂、毒剂和无毒针剂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没有恐惧是不可能的。有人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，注射死刑有些近乎“谋杀”。当然，肯定有死刑犯渴望被注射。但是，倘若让所有人自选执刑方式，未必100%都会选择注射。另外，社科院刑法研究室一位专家就认为，绞刑是比较文明的死刑执行方式。

　　即使注射真的绝对比枪决“温和”，并且暂时只能两种执刑方式并存，笔者也坚决反对李曙明提出的，对暴力犯罪者实行枪决，对非暴力犯罪实行注射。他提出这一原则的理由是，“刑罚必须体现报应”，让有“血债”的暴力犯罪罪犯，去承受“以血还血”更公平。并且，用最有威慑力的手段对付最野蛮的犯罪，法律才算“各尽所能”。

　　对李曙明搬出的上述两个理由，笔者实在很难理解和接受。既然司法要逐步走向文明化，为何还要主张“以血还血”呢？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，剥夺某些罪犯的生命权，已经是对他们的最大报应了，对部分人“更符合报应理念”，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？另外，按照李曙明所说，在法律的威慑手段上要“各尽所能”，那么我们是否应向某些国家学，将偷盗、抢劫者的手砍掉，或者像某西方政客提出的那样，将强奸犯“化学阉割”呢？

　　从司法公平的角度来讲，无论注射是否比枪决“爽”，“谁官大谁注射”，都是不公平的。但是，即使注射要比枪决更人道，以罪犯是否暴力犯罪为标准，来为枪决谁注射谁定规矩，同样是不公平的。这两年，曾有人提出，对非暴力犯罪如贪污、受贿等，废除死刑的有关规定。对此，包括笔者在内的民众有质疑：一位严重渎职的药监总局局长，与一位解决下一顿饱饭的窃贼相比，难道后者就一定比前者更该死？基于同样的道理，用刀子杀死了人的罪犯，就一定比没亲自用刀杀人的，应接受更强烈的“报应”吗？

　　从长远来看，逐步废除死刑，肯定是大势所趋。而我国在枪决之外推出注射死刑，在笔者看来，只是在还没条件废除死刑之前，在推进司法人性化方面的尝试。在将来，可能这两种方式都会被废除，也可能会推出更为人道的执刑方式。而在当前条件下，笔者以为，若按犯罪方式定执刑方式可以实现，让死刑犯自己选择接受枪决或注射，就同样可以实现且更加公平合理。